东方快车谋杀案2017

今天晚上我去看了这一个月以来唯一走进电影院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我对它很失望，也许我的观点更多的倾向于不尊重原著，而忽略了非原著党观看电影本书可以看到的精彩程度，那就不好意思了，看过阿加莎克里斯蒂将近全部80本左右全部著作的我，实在接受不了，你将波洛拍成这副“模样”。

我曾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侦探小说迷，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奎因，松本清帐，江户川乱步，爱伦坡，岛田庄司等作家，如果给自己一个统计那些年我看过的侦探小说有超过500本。社会派和本格派推理我更喜欢本格派，后来的趋势是更喜欢社会派。其中最喜欢的两个作家笔下刻画的侦探莫过于波洛和福尔摩斯，但是如果你要问我更喜欢谁，我会说是这个矮胖子波洛。

《东方快车谋杀案》作为阿加莎笔下刻画波洛形象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其余改编最多莫过于《无人生还》，后来也成为很多犯罪悬疑惊悚片的模仿对象，去年《无人生还》曾重新翻拍，英剧，老戏骨，我觉得改编的很好，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一部作品我不知晓已经改编过多少次，我曾看过其他两个版本的这部改编，我认为今天看的这部是最差劲的。

说到为什么不喜欢这部改编的作品就要谈到福尔摩斯了，作为世界上最出名的两个侦探，福尔摩斯当之无愧是影视剧改编的“热点人物”，相当于中国的“孙悟空”。

首先导演根本没有尊重原著党，甚至没有尊重阿加莎和柯南道尔。

波洛的形象本身是一个“鸡蛋头”“矮个子”“八字胡”“大肚腩”“漆皮鞋”的温文尔雅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有些婆婆妈妈的比利时人，可这部电影改编的波洛形象是一个不知礼仪甚至“身手不凡”的瘦高的形象。

波洛和福尔摩斯其名于世界必定有两个人都值得称赞的地方。波洛常说“动动你的灰色脑细胞。”

波洛探案注重对人的心理分析，历史，背景因素的分析，而福尔摩斯探案注重的是案件的细节，观察和发现，也就是演绎法。

波洛是一个关爱社会待人温和并且婆婆妈妈经常被人嘲讽的人，而福尔摩斯是一个冷漠到极致，探案注重趣味性和挑战性的这样一个人。

波洛是一个从来不动手而且身手本身愚笨的矮胖子，只喜欢坐在安乐椅上思考事情的真相，而福尔摩斯是一个身手矫健自卫能力极强的人，喜欢像猎犬一样寻找线索，推敲。

波洛信奉上帝相信一切冥冥之中都有命运，而福尔摩斯是一个信奉科学和理性的人。

而影片中我看不到导演分得清楚这两个人，而我看到的是他将这两个人，写成了一个人。

以上，甚而更多的差异性造就了两个人独一无二的地位。

为什么更喜欢波洛可能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暖男”吧？

再说说这部改编的作品，全篇中几乎完全忽视了波洛探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人谈话中，发现除波洛之外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波洛总是喜欢跟人聊天，而你也总不知道他聊的下一句内容是什么。总是在聊天中就能发现不同寻常值得怀疑的疑点，从而将真相慢调细思的呈现出来。

我觉得失去了“能够看清每一个人的那双眼睛”的波洛已经不再是波洛，而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侦探，甚至改编作品中对于下一条线索的出现实在太过草率根本没有经过细致的推敲。失去了原著小说那种抽丝拨茧后恍然大悟的快感。

影片中，作为神探的波洛，连续两个认错凶手，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事情，波洛是一个经验成熟的顶级侦探，却做出来连“三岁小孩”才会犯的错误，简直是不可理喻。事实上，作为波洛，根本不可能被疑点重重的线索被迷惑，他总是能推开一切迷雾，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

影片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情节“十个问题”，经过导演的处理之后变成了一个追求戏剧张力而缺乏“脑子”的无理的对峙。

整部电影，删减了应有的大片推理情节，删掉了分析与推测，没有提到任何有连续性的推论和验证，在推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失去了“单独询问”的色彩，能够看清每个人的那双眼睛，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波洛已经不再是波洛。

甚至还有整部影片强加上去的心理线，人性的顿悟也好，精神的升华也罢，我都觉得这是导演一场胡闹的游戏，还拉着一大帮人陪他胡闹。

翻拍一部改编无数次经典的作品很不容易，总想着有些不同超越前作，可是如果这样的改编方式，那么还不如不改。

#东方快车谋杀案#5.0。

名留文学史的推理小说是非常难改编成电影的，这是因为其经典很可能是源自其开创性的模式和在当时大胆的构思，一方面这个构思可能已广为人知或被后市作品借鉴而不新奇，另一方面除去这个经典核心的小说故事本身可能太简单或逻辑思路不够严谨，这对于看多了反转反转又反转的现代观众来说很容易觉得剧情单薄。而要弥补这个硬伤，要么做细节上的补充改编，要么用人性、情感和社会元素来转移重点。

但本片别说让原著更上一层楼，它在如何还原小说的优点上都还在苦苦挣扎。尽管本片的演员们个个演技在线，但并不能挽救本片凌乱的人物塑造，后半段这方面终于有了些起色时，故事却直接进入尾声，这样人物铺垫不充分的后果就是当十多个角色在撕心裂肺时，观众却在冷漠围观。本片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抖线索的timing没有节奏感和细节刻画没有条理性，以至于波洛上一刻还思绪不清，下一刻就进入指认凶手环节了，也不整理一下细节，结果就是令人觉得侦探基本无推理多半靠脑补，逻辑不够情感来凑。

东方快车此前拍摄过多版电影，也不乏完成度高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剧本和导演水平要选在今年再做一次毫无水花的尝试。

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导演压根就没看过原著，然后拍了部大型的同人片。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我看得第一部侦探小说。因为这部小说，我才喜欢上了侦探小说。 这也是特别的一部侦探小说。波洛在书中告诉我们“一般都是12个人，只有一个凶手。而这里，却是十二个人，只有一个无辜者。” 这部小说的精髓是什么？12个普通人，为了正义，杀死一头野兽。他们并非穷凶恶极，并非杀人不眨眼。仅仅是为了正义得到伸张，为了和小黛西一样的孩子。所以他们亲手杀死野兽。 同时，也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他们并没有指派某一个人去杀死野兽。他们“在黑暗中，一个接一个通过哈伯德太太的房间，捅了雷切特。”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刀致雷切特于死地，没有人知道谁是刽子手，没有人会因为杀死野兽而心理上有负担。 当列车停下，他们会下车，消失在人海。就普通他们本来一样。 这是原著的精髓。他们是普通人。被迫组织起来，去杀死野兽。他们不知道谁杀死了雷切特。他们无需为野兽的死亡负责。 我一共看过两个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很遗憾，杀人都拍得不好。 上一部是哈伯德太太点了盏蓝色的灯，看着一个个人进入车厢，捅雷切特。他们是普通人啊，是守法公民！每人进去捅雷切特一刀就是为了大家都不知道是谁杀死的他。哈伯德太太怎么会盯着！ 这一部就近乎胡扯了。一群人一起进去杀死雷切特。 苍天啊！我们先不说这些守法公民为啥能杀人那么娴熟——雷切特在这里是tm醒着的——那个火车包间能挤进如那么多人吗？麦昆因还那么胖！ 麦昆因，原著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这一部里他比我还胖。我就够讨人厌了，导演还安排他酗酒。 酗酒不说，还安排他做假账。原著里每新出一个疑点，都是为了洗白某个人，胖波洛怀疑到那个“小个子，黑脸膛，说话像女人”的人身上。这下好了，麦昆因做假账了，所有疑点立刻指向他。 去掉了希腊大夫，把他和英国上校合二为一。这个改编就更糟糕了。 原文反复出现过“陪审团有12个人，车上有12位旅客。”为什么？雷切特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那12个守法公民要让他接受制裁。他们组成了陪审团，他们认定雷切特有罪。 而原著的结尾，其实希腊大夫和鲍克先生也是临时组成了陪审团，波洛只是法官。当他问向陪审团时“无罪，法官大人。” 把希腊医生去掉，只剩鲍克一人，就成了经典的侦探和助手的套路了。 最要命的就是哈伯德太太。在原著里，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位矮胖，略微可笑的美国慈母”然而也是因为她的手提包漏了陷。 她反复的给人看“我的女儿”和“两个丑得要死的孩子。”“我的外孙，他们不可爱吗？”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她的女儿，和两个外孙，因为雷切特全部身亡！ 把这个情节改了，哈伯德太太成了嫁过好几任丈夫，因为遗产有点小钱的半老徐娘，这编剧大概是大猩猩在打字机旁胡乱敲的！ 至于其他的人物，懒得说了，反正波洛都能让人拿枪打他，还有什么不可以？哦，有的，波洛有个女朋友，还把她的照片带在身边。世界上居然有这么扯蛋的事！ 最后，所有人在隧道里，摆出了一个最后的晚餐那样的架势。或许有人会觉得好，但这tm是波洛，他才不会说教呢。他也不会传福音，他仅仅说了两种可能，听取陪审团的意见后，就“荣幸的告退了。” 下边是在看电影是打的字，本来想整理的，看完了太愤怒。无法整理。

我正在看！ 这是什么？大型的同人电影吗？黑人从哪里来的？古板的英国上校成黑人了？还当了医生？ 麦昆因，“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比我还胖，我就够讨人厌的了。 哈伯德太太，天哪，我看得上一版电影就把她改得够烂了，这版看来更烂。 正好看到波洛说“我不喜欢您那副尊容。”然而，波洛不会那样的神态说话。不会用那样突然深邃的眼神。他会彬彬有礼的说这么一句话。 穿丝绸龙睡衣的女人是消失在过道尽头，不是跑到过道尽头。波洛起来也是要时间的，那女人在门口等到波洛起床后再跑的吗？ 电影把英国上校和希腊大夫给合二为一了。厉害 。 更厉害的是用了一分钟不到就检查完尸体，知道几点死的，还看到很多刀。 最最厉害的是原著中希腊大夫搞婚外恋，英国上校则是非常忠诚。 比较奇怪的是当时我看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我看得第一本侦探小说)当时我就认为希腊大夫是黑人(对他描写是皮肤黝黑)，这里倒是和我想象中的人物一致。 波洛还爬到列车上，列车旁边是万丈深渊。这一定是大力神，不是那位有着小小的灰色细胞的人。 我一个人的亲娘啊！那烧剩的碎片是凶手真的想销毁的。被小心烧毁(因为会暴露他们)，你们见过剩下巴掌大那么一块的吗？ 瑞典女人长得不像绵羊。 俄国公爵夫人，这里说是什么公主。她是挑剔，不是找茬。拍成尼罗河上的惨案了这是。 在雪地里喝咖啡，波洛先生对咖啡温度有特殊的要求，他永远不会去雪地喝咖啡。 真tm惊喜不断，黑人医生开枪打人了。这个导演到底有没有看过原著？

注：以2010电视剧版做对比，来讲“改编”这件事，而非与原著文字对比。不要误会。

波罗不喜欢长领带，非常懂礼仪和分寸，没有蓝眼睛和夸张的胡子，完全不会生硬地模仿比利时法语口气，称呼素未谋面的对方一定是monsieur、madmoiselle，爱吃蛋糕，吃两个一模一样大小的水煮蛋但不会因此为难服务员，不运动也不爱运动，因此他没有好身手。电影将这些都改了，一切为了卖新人设，我无法指责这些，对这些改编都能容忍。甚至在开头，波罗在伊斯坦布尔处理军官案，原本对波罗的内心影响很大，片子为了幽默和戏剧性改了，这也ok。

但是，仍有两个大的改变，一个我持质疑态度，一个则强烈反对。

我持质疑的一点是，影片甚至对阿婆原著叙述方式有改变。以较符合原著的电视剧版为例，电视剧会始终以波罗的视角讲述，辅以少量受害人视角讲述，这样的好处是，观众能跟着侦探的视角一起抽丝剥茧，而高潮就是波罗把大家聚在一起讲述案件，完成案件完整拼图。这部新版电影的镜头明显成了上帝视角，变成了波罗和戏精们的表演秀。我质疑的点就在，它明显降低了侦探故事带给观众的解谜的快感，并且也未能把波罗的心思缜密、睿智和对人性的洞察表现出来。

比如人们刚刚上火车后，电影对一系列人物的出场的刻画非常普通。人物的性格并不分明。案件似乎不再是电影的重点。案件现场缺乏细节，甚至关于那颗扣子，新版也做出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改变，它成为菲弗手中的道具。嫌疑人手握证据？创作者似乎对“证据”的严谨性颇不尊重，也颇不专业。

我持反对的另一点，我将痛陈其改编之罪。

新版为了“政治正确”，改变了两个重点内容。当然，加入一名黑人角色维持种族平衡这不算什么大事。新版删掉了波罗在伊斯坦布尔的见闻，一个女人怀了别人的孩子，被丈夫和邻居用石头砸死。这可能涉及矮化土耳其，挑起土欧的争端。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

另一个重点内容则是关于宗教的情节，天主耶稣是这部电影深度所立得住的唯一语境。这一块寄托了电视剧版及阿婆原著大量的智性思考，以及故事的内涵。虽然这个故事很狗血，它的经典也在于它的深度。在关于天主教的情节背后，我们能看到波罗如何抓住人的心理，捋出案件真相，也能深刻理解人物的立场和动机，甚至还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来看两段大卫-苏切特版电视剧情节。

第一段是交叉讲述的波罗和卡塞蒂睡前祷告——

波罗：感谢你让我成为天主教徒。

被杀者卡塞蒂：请原谅我，为我今天犯下的罪行

波罗：若我有做什么善事，请您接受。

被杀者卡塞蒂：在我休息的时候请照顾好我，让我远离危险。

第二段是奥尔松女士接受波罗盘问——

奥尔松女士：我为天主教徒祈祷，他们都错了不是吗？天主教的赎罪和宽恕是错的。不是吗，波罗？

波罗：有什么是上帝不能原谅的吗？

奥尔松女士：是的。

波罗：例如你违反了他的律法？

奥尔松女士：是的。

波罗明白了什么，试探问：对孩子施暴？

奥尔松：对孩子施暴！这个死去的人，或许是因为上帝昨晚到这辆车上来了，决定不原谅他。

波罗：你一直这么虔诚吗？

奥尔松：我看见了耶稣，他保护我就像我保护孩子们一样，遇见他是五年前。五年来我与他同在。

通过这两段，虽然未提及任何一个关于黛西-阿姆斯特朗的信息。但波罗基本明白奥尔松女士与黛西有很深的关系，她偏执而易怒，具备杀人动机。而新版电影的台词可谓不讲究到了极点，诸君大可去影院比对。

再看一个电视剧的例子，发生在劳模姐饰演的德贝厄姆小姐（即新版的玛丽-德本汉）和波罗之间的对话：

德贝厄姆：您为什么还没来问我？

波罗：德小姐，你和阿不思诺特上校是在装作不认识吗？你们在伊斯坦布尔时看起来很亲密。（在伊斯坦布尔，波罗注意到德小姐对上校说，“等结束后吧。”）你们在等什么结束？”

德贝厄姆小姐：我无权说出来。

注意德小姐在这里用了liberty这个词，非常严肃，非常正式。她不想撒谎，但她也不想回答。波罗听到就会明白，这其中必定有沉重而黑暗的谋划和隐情。再对比新版的德小姐和波罗三段对话，可谓肤浅至极了。

台词的苍白导致电影对案件细节缺乏交代，观众没有了动脑的动力。甚至，人物之间的系带张力不足，词语间的你来我往少了讲究，更加减淡了案件的戏剧性。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个爆米花电影，不需要让观众太累。我想反驳，这种苍白背后，更有着创作者无意间透露出的对文明和法律的蔑视。

我们来看电视剧版里波罗对犯人们的教育，可以说这是我最期待在新版电影看到的一幕，然而我失望了。

波罗：你们这些人，什么可笑的陪审团，什么可笑的正义。你们无权自己进行审判。

犯人们：“波罗先生，她才五岁啊。”“我们都是文明开化的人。而那个恶魔太过分了。我们需要伸张正义。但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波罗：你们这些行为，和街上的野人有什么区别？陪审团和执法者居然是自己任命的。简直是蛮荒之举。法律的秩序一定要被高高举起，如果它堕落了，应该将它推向更高的高度。如果法律被破坏了。所有社会，所有文明人都会失去庇护。

犯人们：有高于法律的正义，先生。

波罗：那就让上帝来处理，而非你。

犯人们：但如果他没有呢？他为坏人设立了地狱，又让牧师以他之名行事，原谅那些不应被原谅的人？耶稣说过，让无罪的人投出第一块石子吧。

是的。波罗回复。

犯人们：我们曾经就是无罪的呀，我曾经无罪，先生。

电视剧借这一段探讨了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探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国内时常发生的事。当一件罪案发生后，国人最常见的行为就是试图绑架律法，自己的人犯了罪就会去找人情钻空子。陌生人犯了罪，他们对判决有意见，“我好同情他，该从轻发落。”“他罪大恶极，这判决太轻了。”“恨死他了，该执行死刑。”之前虐待儿童事件发生后，有多少文明人士撕下文明的华服，以他们自己有孩子能靠同理心体会的名义，想要“砸”死当事人。当一个人对少数群体心存偏见，说出一些歧视之言，又有多少人对其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我们有问过自己：我是判官吗？我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吗？我尊重法律吗？

藐视法律的背后，则是这些人对执法程序的忽视不见。他们不懂得监督权力，没有健全的政治观。他们甚至畏惧权力，对权力的恶忽视不见，妄图在不健全的法治社会靠“乌合之众”的力量来伸张“所谓正义”。

因此，波罗那句话至关重要，是现代文明及民主社会的精髓。新版电影，尽管也有几句并未有存在感的台词，但显然将重点倒向了“所谓正义”的一边（结尾波罗走过众人）。我们为何不想想，正义是一个多么模糊、无法定义的东西，每个人心中的“正义”皆不同，有时“正义”背后恰是谎言、伪装和罪恶。倘若所有人都觉得“正义”在自己这一边，那么我们要法律干什么？文明社会将何去何从呢？没有良知的新版结尾那些波罗的话有多可笑！

在电视剧版里，波罗并非如此轻易地原谅了这些犯人。他将犯人锁在一个车厢里，用锁门来测试他们的善良，激动的上校差点拔出枪来杀掉波罗。德小姐马上劝住了他，她说道，“如果我们杀了他，我们就成了只是为了保护自己野兽。为了杀卡塞蒂，我们的内心已经受到煎熬，现在杀死无辜的人，难道更不合理吗？”波罗也明白，这群文明人依旧尚有良知存在。

通过这两个版本的对比，让我怀疑商业资本对电影语言的毒害。它让这些商业片的镜头语言变得肤浅。新版电影虽然镜头和特效看起来高级，但显然深度上不及电视剧的十分之一。电视剧里有耐人寻味的表演，靠镜头近景和特写完成了完美的体现，线索写在脸上，需要观众去捕捉，耐嚼耐品味。

反观我经历过的矛盾的事，有人总是在鄙视一些电影，如《托尼-厄德曼》《相爱相亲》镜头有多廉价和问题。然而却又对范霍文《她》这样缺乏深度的酷炫电影过分推崇。（我未反对抑或否认《她》的艺术性。）这真的OK吗？对于创作者而言，电影这门艺术，未来是否会有更加深度的可能？

我们再回到刚提及的，新版电影去掉的那个伊斯坦布尔女人。外遇怀孕的她，在波罗、德小姐、上校以及众多围观中被石头打死，并没有人能够解救她。如果没有法律庇护，我们谁都有可能成为被砸死的女人。

在电视剧故事最后，劳模姐饰演的德小姐问波罗，“她知道文化规则是什么，那么她就知道违反意味着什么。卡塞蒂也是这样。”波罗反问，“你们不也是吗？”德小姐回复，“当你被正义拒绝，你会感到自己不完整（incomplete），就像上帝将你抛弃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我问过上帝，我们该怎么做。上帝说，做该做的事。我以为做了，就会感到完整。”波罗反问，“And are you？”德小姐回复，“可是我做的是错的。”

好一句“可是我做的是错的。”她并未屈服于波罗，她的确内心完整了，可是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她的这句话，必定也在波罗的内心产生了回响。我想，新版导演根本认识不到这一层。

纵然老故事里，波罗走到哪儿哪儿就有案件，但案件都是不可预料和后发的。而新版电影，为了建立系列的商业化开发概念，把杀人变成了一件可以戏谑调侃的彩蛋：尼罗河有了杀人案，你是大侦探波罗吗？

有人会反问，不就是个娱乐化的电影，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不，这不是上纲上线。殊不知一些严肃的事情，法律、道德、良知的底线都是不可逾越规矩。法律只要有一次法外留情，那么它必然就会丢失权威性。关于尊重生命，哪怕戏谑一点点，换来的都是世间某个个体生命轨迹的改变。一百部艺术电影似乎也弥补不了一部这样的商业片给观众意识里种下的观念。

老波罗在和南斯拉夫警察做好交接后，背对着杀人犯们走去，手中捏着十字架，眼含热泪，他的内心沉重而矛盾。我想问，新版的导演，你对得起他吗？

作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老粉丝，电影并不令我买账。演员阵容固然强大，演技也精彩，但故事讲得流于表面，像是身着盛装走过场的猜谜游戏。打斗戏、十二人排排坐、追打、开枪，以及最后大侦探波洛苍白的内心独白，无一例外附和着 2017 年末观众的审美偏好，但或许也掩盖了整个故事最拷问灵魂的主题，即，正义，究竟该如何是好。

事实上，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社会新闻（准确地说，是各路自媒体）炒得最凶的一条，是江歌刘鑫案。按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对这一主题最好、最掷地有声的呼应，但这一新版的表达并没能做到。反倒是 2010 年的版本又在我记忆里浮现出来。那一版做到了。

那不是一部被投在大荧幕上的影片，但它从各个方面无愧于「电影」（movie）这一称呼。事实上，这部由获得过 BAFTA 奖的英国导演菲利普·马丁导演的，投射在家家户户荧幕上的电影，可能是我在整部长达二十年的英剧《大侦探波洛》中最喜欢的一集，原因是，它令我感动、警觉而震撼。最震撼之处就在于，它让我反思：

“替天行道”这件事究竟该不该做？为什么？

2010 年那版，电影紧盯着有关“正义裁判”究竟为何进行拷问，从一开头就奠定了一种严肃而冷峻的基调。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一幕接一幕，皆是有关审判的令人悚然的情境：年轻的军官在波洛严厉的推理和质问下，扣动扳机开枪自杀；在伊斯坦布尔，众人掷石块，“行刑”杀死了一名通奸的女性。以上两幕，都并未出现在原著中，但却为接下来的讨论搭建了舞台：究竟怎样的正义才是正确的，而什么又是野蛮？

10 版的导演在波洛的对白中特意强调：“犯罪团伙”十二人一人一刀的仪式，是在替代陪审团，代表陪审团庄重行刑；它强调，这场谋杀象征着法律无法达成的正义。最终，一切铺垫真相推向高潮，水落石出，在逼仄的车厢里，波洛完成了他的推理分析后，异常激动，简直浑身都在颤抖，他高声说道：“你们没有权利代表法律！”

“我们是善良的、文明的人，但邪恶越过了高墙。我们寻求法律，求它主持正义。而法律让我们失望了。”

“不，不，这样做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街边的野蛮人！法律的规则，必须被高举，而如果它陨落了——”

镜头拍着波洛颤抖的双手。他将它们高举过头顶。

“——你拾起它，并且举得更高！一旦它被毁掉了，那么，对于所有社会、所有文明来说，便再无庇护之所！”

讨论还不止步于此。那部影片中还加入了对圣经、上帝和基督文化的讨论——

“这世上有比法律更高的正义。”瑞典修女这样说。

“那你就等待上帝来执行审判！”

“但当上帝没有做时，当这个世界仿佛生者的地狱，当牧师要求我们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事情时，”修女继续说，“耶稣说：‘让那些没有罪恶的人们扔出第一块石头。’我们是无罪之人，波洛先生。我是无罪之人。”

物理上的艰难，风雪、寒冷、狭仄的车厢，与道德上的两难，是所有主角们必须面对的困境。对于波洛而言，这更加是一场对最深处的自我和信仰的探究。那个夜晚，波洛面色凝重的离开了车厢，将一众“凶手”锁在里面。

影片结尾，大雪之中，波洛穿过注释着他的人群——三两成群的那十三位乘客们——缓缓向闻讯而来的警察们走去。背景音乐一拍拍扣在紧绷的弦上。十三个人绝望却期待地看着他。他们看见，随着波洛一张一合的嘴，列车长匆匆掏出掉了一颗扣子的列车员制服，递给警察——这意味着，波洛最终决定用简单的谎言，放过那十二位私刑处死罪人的、“无罪”的人们。

女教师、军官、伯爵和伯爵夫人、修女、俄国贵族……他们继续装成陌生人，满眼热泪地注视着波洛转身走进暴风雪里。波洛顶着风雪，满脸凝重，六十四岁的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挣扎。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十字架，抚摸着。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非常痛苦。

毫无疑问，大卫·苏切特 是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波洛，这不只关乎外形，还有他的幽默、绅士、愤怒时的隐忍，和对待令他不耻之物时的冷峻——苏切特将一切处理的恰到好处。在《东方快车谋杀案》结尾，苏切特淋漓地刻画了波洛内心的挣扎。

没人知道那个夜晚波洛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说服他放弃他珍视、信仰的崇高的法律，放过了那十三个人。而真正撼动我的，是他在作出这一抉择时的痛苦。他清楚，当把审判、裁断的权力从上帝、法律手中夺走，交由民众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滑坡，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文明再无庇护之所”，意味着野蛮。

如果将正义的执行诉诸民众、诉诸群情激奋，那么，我们要如何避免成为那用乱石砸死通奸女子的群氓之一呢？

法律的崇高，在中国人听来，似乎不以为意。群情激奋，将三个感叹号坠在“我会杀人”之后的人们，所表达的不仅是愤怒，更是对制度的不信任。

与一位正在德国读哲学的基督徒朋友聊到江歌刘鑫案时，她说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有神的概念，才有人的概念，才不会对人苛责。”

“中国人特别喜欢‘替天行道’，”她说，“这是基督教文化里最反对的。审判是神的工作。”

中国素来不是个宗教社会，而是世俗社会，或者是道德社会，我们对伦理道德要求很高，有时候甚至“非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朋友的这句话搞不好要招来反感。但今天，当我们像看电影一样观看这些社会新闻，并像参与互动游戏一样任由自己被媒体、自媒体挑动着情绪，在精神上抡起大斧狠狠劈向舞台中央的人群时，我们是否需要适当的审慎？

一些影片会趁你不备，给你狠狠 一击，让你毛骨渐悚，似乎并无惊天动地之事发生，却颠覆了你原有的期待，令你挑战自己之前的观念——毫无疑问，那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做到了。